1925年8月，经胡适和俞平伯介绍，朱自清来到清华学校（清华大学的前身）任教，并参与该校大学部的草

　　当时，“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已取得很大成就，但在大学中文教学中并没有地位。先生力倡改革，主张将新文学纳入清华中文教学内容。他撰文发表意见：“现在一般研究国学的人，他们总以为只有自己从事的国学是学问的极峰。他们自己的国学是些什么呢？我，十足的外行，敢代他们回答：经史之学，只有经史之学！你看，他们所走的大路，比清代诸老先生所曾走的又宽了多少？左右是在古史料里打圈儿！不想研究这么多年的国学，还只在老路上留恋着！”他强调：“我盼望最近的将来多出些现代研究的专家，这是我们最不可少的！而更要紧的，先要打破那正统国学的概念，改变那崇古轻今的风气；空冒无益，要有人做出几个沉重的例子看看才行！”

　　当时的清华，中文系的地位相当可怜，教员多是长袍马褂、满口“之乎者也”的老夫子，与留过洋、气宇轩昂的其他系的教授相比，总觉低人三分。这种小媳妇的地位与清华原为留美预备学校、对中文不很重视有关，更重要的则在于中文系的办学宗旨、教学方针、课程设置已落后于时代。

　　1928年，清华学校正式改名为国立清华大学，设立文、理、法三个学院。杨振声先生出任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杨先生到清华就职的第二天，拜访了朱先生。在朱自清居住的小屋里，他们切磋办学宗旨、培养目标、教师配备、课程设置、改革方向等问题，谈得非常默契。他们为中文系确立了一种全新的现代教育思想和教学理念，这就是“古今融汇、中西贯通”。

　　杨振声先生曾在文章中回忆：“国文系学生添设比较文学与新文学习作，清华在那时是第一个。国文系的学生必修几种外文系的基本课程，外文系的学生也必修几种国文系的基本课程，中外文学的交互修习，清华那时也是第一个。这都是佩弦先生的倡导。”

　　朱、杨两先生之所以大力进行中文系教学改革，一方面是清华大学中文系抵拒新文学的现状；另一方面也由于他们就读北大以来，受了多方面的影响，激发了改革创新的强烈愿望。

　　就朱先生而言，对其影响最大的，是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进行的改革。蔡先生主持北大后，倡导思想自由，容纳不同学派，网罗各派学者，促进了学术民主、百家争鸣的风气。在蔡元培推动下，北京大学一改陈腐、沉闷的风气，成为一所充满生机与活力的高等学府。胡适也在北大讲授“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他用西方的学术观念和研究方法重新去考察中国哲学史，令人耳目一新。北大兼容并蓄的方针，使得新旧两派学者得以并存，各以所长滋润着莘莘学子，为在北大求学的朱自清日后从事教育活动和学术研究打下了深厚基础。

　　朱自清不仅参加爱国学生运动，而且陆续参加了“平民教育演讲团”、“北大校役夜班”及平民夜校，向工友讲解时政、传授文化、呼吁爱国，这段经历使他意识到新文学、白话文在大众教育中的巨大作用，对他的文学创作、教育活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朱先生有在江浙一带任教的经历。他在教学实践中深深了解到广大学生对新文学的渴求。他在课堂上讲解新文学，将文言作文改为白话作文，课余辅导学生成立“诗社”和“文学社”，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这段时期，朱自清与叶圣陶、俞平伯、刘延陵四人创办了《诗》刊，推动新诗的发展。他所作的白话长诗《毁灭》，开风气之先，被誉为新诗中的《离骚》。1923年，先生与俞平伯写了同题散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被誉为“白话美术文的模范”。

　　为了贯彻自己的主张，坚持中文系的改革方向，先生经过认真准备，于1929年在清华大学开了两门新课：“中国新文学研究”与“歌谣”。这两门新课的推出，特别是前者，像一声春雷，在旧国学的营垒中炸开了缺口，开出了灿烂的新文学花朵，影响深远。

　　当时距“五四”已有十年，新文学运动已经历了它的倡导和开创时期，各种文学体裁都出现了许多作者和作品，赢得读者的爱好，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但当时还没有人对这个阶段的历程做过系统的回顾和总结，更没有人在大学讲坛上开过这类性质的课程。朱自清开设这样一门课，是真正用历史的眼光、科学的态度，全面、客观地对新文学进行评价，并在没有任何积累、借鉴的基础上独立判断各种纷纭复杂的文学现象和作品，再把它拿到大学讲坛上讲授，这确实需要非凡的胆识和艰苦的劳动。王瑶先生说它“无论从哪一方面说都是带有开创性的，它显示了先驱者开拓的足迹”。

　　先生的“新文学研究”课，内容新鲜，贴近现实。开讲之后，受到学生的热烈欢迎，燕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也在学生的要求下请他去兼课。

　　半个多世纪后，有学者回忆当时的情景：在师大，这门课安排在周六下午，这个时间上课，在当时是很稀罕的。平时就有人逃课，何况是周末。加之又是选修课，学生上与不上，听随自便。出乎意料的是，这门课受到学生的普遍欢迎，选修的同学特别多，于是校方只好把授课地点安排在礼堂。一个学年，从头至尾，座无虚席。

　　在“歌谣”这门课中，先生将内容整理得十分丰富，既有纵向历史线索的描述，又有横向歌谣门类的划分以及歌谣在各地区的分布及自身的艺术技巧等等，征引极博。古代与现代、传统与西方，在这里得到充分的融合。在当时保守的中国文学系学程表上显得突出而新鲜，很能引起学生的兴味。

　　然而，开设这样的新课程，却触动了保守派的神经。朱自清为之受到轻视、讥讽、排挤，各种各样的论调都有。首先面临着他所在的中文系的压力。在一个特别讲究国学的环境里，只有古文、音韵、训诂才被看作学问，只有背诵《十三经》，在线装书中“翻跟头”才能被看作学问家。而倡导和讲授新文学的创作和研究，突破了考据与索引的樊篱，很难被视为学问，甚至被视为没有国学根基与功力之人的哗众取宠行为。先生是谨慎认真的人，在清华大学任教授和系主任时唯恐绠短汲深，力不胜任。在倡导新文学研究和教学的同时，他还在传统的国学领域一争短长，参与竞争。继“新文学研究”课程之后，他连续推出“陶诗”与“李贺诗”两门新课，并潜心撰写了《陶渊明年谱中之问题》与《李贺年谱》。这两篇专著是关于古代诗人的行年考证，被行家学者称为“所见良是”、“足解众纷”。

　　学术研究和成果显示了朱先生深厚的功底，使他成为一名知名学者，但他对中文系的课程设置、教学组织、教员选聘，仍坚持贯彻全新的教学宗旨，倡导学与术并重。在重视基础的同时，强调写作与文艺创作的训练。为此，在高年级开设了高级作文课，包括小说、散文、诗歌等，先生承担了白话散文部分的教学任务。

　　开放、创新的教学方针，使清华大学中文系在全国高校中自成一格。朱先生担任清华中文系主任，时间长达十六年之久，直至病逝。

　　“古今融汇、中西贯通”的教学理念，由于朱先生的身体力行，也由于时代的发展，逐渐为人们所接受。令人欣慰的是，1985年复建的清华大学中文系，秉承了朱先生等前辈师长所开创的学风，紧密结合多元化的时代特征，走出了一条文理结合、中西融汇、古今贯通的全新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