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清代知县吴春濙，《宝应历代县志类编•职官要录》载：“字郎陵，浙江钱塘人。进士。大学士高晋总督两江，聘掌书记，以沿河知县奏留。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补宝应……”读到最后一句“在任一年，卒于官”时，我的心不禁突然一沉，深切地悲悯和感念这位倒在宝应土地上的外乡人。
　　吴春濙是在灾荒连年之际来到宝应的，可谓临危受命。乾隆四十三年，宝应大水，知县许瀚抗灾不力，到职几个月即被调走。继任者张为钧救灾失策，旋又离去。乾隆四十四年至四十七年的四年中，旱灾年复一年，最后到了飞煌蔽日颗粒无收的地步。沈永清、陈太初、吕燕昭、金纯等知县，大概是有的没干好，有的不愿干，如同走马灯似的，一个接着一个地换。及至吴春濙到任，迎接他的是十几万灾民和一个饥寒交迫的冬天。有人会问：大运河在境内穿过，历来怕涝不怕旱的宝应缘何如此？县志中说：“邑故有闸洞，所以利漕，亦以便民。当事者以挽运为急，每四五月，民急灌溉时，防遏转甚。”我们知道漕灌争水由来已久，除洪水早发外，几乎年年如此。需要点明的是，这里所说的“防遏转甚”，并非“当事者”正大光明地例行公务，而是别有用心地打着“济运”的幌子坑害百姓。此人便是乾隆三十五年宝应知县，时任扬河通判的赵南觐。这位老爷自以为在宝应任上曾有惠绩，即伸手向正在灾难中煎熬的宝应借钱（实为索贿），这种明目张胆的腐败行为，是不能接受的。遭拒后他恼羞成怒，便以严禁放水灌田来卡宝应人的脖子，致使数十万亩良田连续几年失收。被激怒了的民众一起冲进县衙，把当年为他而立的“去思碑”砸碎。吴春濙在这样的氛围中到来，所面对的困难可想而知。乾隆四十九年春夏之交，宝应又遭大旱，他不顾丢官获罪，甘冒风险，下令开启界首至黄浦一线运河东堤所有的闸门涵洞，灌溉干渴的秧苗，使正在饥饿中挣扎的灾民们获救，终于得到了秋天的收获。
　　乾隆四十八年，宝应出一件让举国学界关注的事情，就是邑人朱彬在射阳境内发现汉石门画像。通过其所著《平家庄石阙记》分析，发现之时应是水冷草枯的秋末，与吴春濙莅临宝应几乎同时。朱彬重要发现的消息传出后，阮元、翁方纲、程瑶田、洪颐煊、王昶、汪中等身居要位、满腹经纶的学者纷至沓来，吴的挚友钱大昕也在其中。眼见群贤毕至，吴知县尽地主之宜，拨冗亲自陪同，带着衮衮诸公和本地学人同赴射阳平家庄（今平江村），进行实地考察，帮助调查研究。回城后又召开了县内外人士一道参加的研讨会。会上各抒己见，学者们就墓主为伯夷叔齐还是项伯、陈琳、楚元王等人展开热烈讨论，会后各位都相继写出很多有价值的文章。如此有众多名流参加的高层次学术活动，以往没有，至今也没有，是宝应历史上一次十分难得的文坛盛会。应当以浓墨重彩载入宝应历史的“大事记”。吴春濙作为这次活动的主办人，也应当和这件十分难得的大事一道载入史册。
　　进士出身的吴春濙，乃熟读经史的饱学之士。歌咏风花雪月之类的东西，可谓有小菜一碟。然而他十分务实，他知道身为百姓父母官，首先要关注民生，应把目光投向社会底层的平民。他在公务之余去射阳湖畔巡视，寻找让水荡地区百姓能够挣钱的门径。在獐狮与蚬蠦（原下舍）一带，见多处白莲夹蒲而出，使他想起儿时在家乡西泠常吃的藕粉。因为官在外，已好久没有品尝。他看到市场上的藕粉大多来自浙江，而宝应的与它相较，几乎没有什么差别。为动员农人大力开发这一土特产，吴春濙写下了五言七十二行的《藕粉诗》。诗中对藕粉制作的复杂工序、农人所经历的种种艰辛、列入方物以贡天子的质量标准，及其口味和食用方法、经济价值等方面，均作具体描述。全诗文字洗练，语言精到，俗中见雅，雅中显奇，充分展示作者能把寻常物品、琐碎生产过程 提炼升华为生动艺术形象的卓越才华，其样式独特，是中国文学史上难得一见的佳作。特别是作者以第一人称娓娓道来，克己奉公的高风亮节和殷殷切切的爱民之情跃然纸上，至今依然让人触摸到他激烈的心跳。
　　屈指算来，吴春濙“卒于官”已二百二十多年了，宝应是这位好官生命旅程的最后一站。他在宝应仅有一年时间，在这一年时间内，他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八个大字，为自己写下了悲壮而凄美的人生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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