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太祖既平武昌，师还，即命徐达等规取淮东。”至正二十五年(1365)，朱元璋消灭了陈友谅汉政权后，即将目标指向了张士诚东吴政权。
是时，张士诚的势力扩张达到了顶点。《明史》：“士诚所据，南至绍兴，北有通、泰、高邮、淮安、濠、泗，又北至于济宁。”朱元璋的平吴战略，“先取通、泰诸郡县，翦其羽翼，后转取浙西”，即先夺取张士诚江北之地，再取江南诸地，最后攻其老巢平江。
闰十月二十六日，徐达、常遇春攻克沿江重镇泰州，隔断了张士诚循江北援的通道。十一月辛卯(初八)，徐达转兵进围高邮城。
高邮地扼江淮水陆交通要冲，城外湖河相接，城内人物繁胜，人称江北泽国，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朱元璋说：“张士诚由高邮啸聚，以有吴越，高邮盖其巢穴也。”至正十三年，张士诚义军占据高邮，并在此击破百万元军的围攻，乃张氏的发迹之地。张士诚后来移治平江，但高邮城一直在其经营掌控之下。
《弇山堂别集·诏令考二》，令旨：“教总兵官徐相国，你委付冯同知牢固封闭高邮城门，无令贼人得出。”朱元璋军攻打高邮城，采取的是关门打狗的策略。《明太祖实录》卷十九：“先是，达援宜兴，令冯国胜统兵围高邮。张士诚将余同佥诈遣人来降，约推女墙为应，国胜信之，夜遣康泰率兵千人踰城而入，皆为所杀。上闻之怒，责国胜。既而达自宜兴还，益督兵攻之，至是，遂拔其城，戮余同佥等，俘其官将一千三十七人，士卒一千一百七十五人，马三百七十三匹，民一千三百九十七户，粮八千石。上命以所俘将士悉遣戍沔阳、辰州，仍给衣粮，有妻子者赐夏布人五匹，无者半之。”
《国初事迹》：“太祖命冯国胜围高邮。伪佥院俞某开门诈降，国胜轻信，辄令指挥康泰等数百人先入城，俞某于城楼上忽放下闸板，关其门，尽杀之。太祖知不利，即召国胜回，决以大杖十，罚其步走高邮。国胜怒，四门齐上，一鼓而破之，俞某就擒。”
此处段落，较《实录》更为详尽。
高邮守将，《实录》称余同佥，《事迹》称其佥院俞某。同佥是官职，元置，正四品。《国朝典故》卷一：“丙午春，取高邮，执守将俞忠。”高邮守将余同佥，本名当是俞忠，同佥是其官职。
“入城”，“城楼上忽放下闸板”，所言地点乃是城门与瓮城，而以高邮北城门的可能性为大。高邮北城门曰制胜门，城楼曰屏淮楼。宋金对峙之时，韩世忠、岳飞、张浚等南宋将领，曾在此屡破金兵，故有是名。元末陈基《高邮》诗云：“秦邮水为国，层城高郁郁。三面阻重湖，深湟中荡滴。”高邮城三面阻水，惟北门外地势开阔，宋元时期曾建有土城，便于屯兵，历来为高邮城攻防之所。北城门瓮城有三重，在四个城门中形制最为宏阔，足可容纳相当数量的兵士，亦符合《实录》与《事迹》的记载。
《实录》，“是月(十一月)，张士诚兵寇宜兴。上遣使敕徐达，令冯国胜围高邮。”张士诚军进攻江南宜兴，徐达领军增援，高邮战事交由冯国胜指挥。开战之初，朱元璋令旨徐达，“宜还师泰州，兼总冯国胜所部，留兵万五千人，以取未下州郡”。冯国胜围攻高邮城的兵力，实为一万五千人。高邮守军诈降，冯国胜轻信中计，致康泰以下千余将士被杀。朱元璋闻知大怒，就阵中召回冯国胜，重责十大军棍，罚其步行到高邮。冯国胜受罚后惭愤交加，回到前线倾全力攻城。
三月庚寅(初八)，朱元璋谕示徐达，“闻寇兵在高邮者不满五千，……汝于扬州、泰州二军分取二万，直捣高邮。”令旨更具体：“水陆军扬州取四千五百，直捣高邮南门、西门;泰州军前将起一万五千人，共辏两万人。”丙申(十四日)，“徐达拔高邮”。冯国胜率军长围高邮，所部兵力为守军的三倍，但其本部人马并未打下高邮，直到徐达增援两万生力军后，才将城池拿下。
从至正二十五年十一月八日徐达军围城，至翌年三月十四日城破，历时126天，高邮城易手。
高邮城破后，徐、冯二人不论是出于报复还是泄愤，总之是大开了杀戒。
朱元璋为此整肃军纪，“亲笔谨封”，斥责徐达，“(张士诚军队)男子之妻多在高邮被掳，总兵官为甚不肯给亲完聚发来?这个比杀人那个重!当城破之日，将头目、军人一概杀了，倒无可论。掳了妻子，发将精汉来我这里，陪了衣粮，又费关防，养不住。杀了男儿，掳了妻小，敌人知道，岂不抗拒!星夜教冯副使去军前，但有指挥、千户、百户及总兵官的伴当，掳了妇女的，割将首级来。总兵官的罪过，回来时与他说话。”
这则令旨，揭示了这一段残酷的历史真相。
“杀了男儿”“这个比杀人那个重”。还是在三月，徐达乘高邮之胜率部转攻淮安，令旨：“说与总兵官徐达，攻破高邮之时，城中杀死小军数多，头目不曾杀一名。”朱元璋的三段话，坐证高邮城的确发生了严重的杀俘事件。
高邮城中究竟屠杀了多少张士诚军俘虏，史无明载。三月八日，朱元璋说高邮守军五千人，当月十四日破城，自高邮献俘官兵至应天府者2212人。总人数减损近三千人，除去战殁的，便是被屠杀了的。冯国胜军中诈降计被杀一千人，即使按照一比一对等的原则，杀戮守城军将兵士，起码不会少于这个数字。
在元末战争中，无论是元廷政府军，各式地主武装，还是诸路义军，杀降杀俘是一种普遍现象。朱元璋军做得相对好一些，但也只是出于利害得失的考量，远没有上升到道德与政策的高度。至元二十七年十一月初五日，令旨，“知会十一月初四日，捷音至京城。知军中获寇军及首目人等陆万余众。然而俘获甚众，难为囚禁。今差人前去，教你每军中将张军精锐勇猛的留一二万。若系不堪任用之徒，就军中暗地去除了当，不必解来。”还是对付张士诚，一次杀俘就在四万人以上。朱元璋的令旨，虽是浅显的元代白话，现在读来依然能感受到其中的森森杀气。
高邮杀俘，谁担主责?世人皆谓冯国胜，其实不然。
冯氏中守敌诈降之计，受到朱元璋责罚，有报复的理由。惩其首恶，但杀俞忠等主谋者即可，不必殃及余众。淮东前线总兵官是徐达，冯国胜只是副使，最后的决定权不在其手。徐达增兵二万后，才勉力拿下高邮城。前线最高指挥官就是徐达，直接下达命令的理应是徐达，冯国胜充其量只是协从。掳人妻子，处分“总兵官的伴当”，就连身边的亲随人员，也参与了此次大规模违反军纪的罪行，徐达实在是难辞其咎。朱元璋令旨付于徐达，却令其“星夜教冯副使去军前”执行军法，徐达应该就是推动杀俘的当事人。令旨“总兵官的罪过，回来时与他说话”，明确了徐达的责任，在语气上就是恶狠狠的警告了。
至于朱元璋本人的态度，就很值得玩味了。朱元璋是招降纳叛的高手，在俘虏中去老弱留精壮，是其发展壮大军队的一贯手法。朱元璋责骂徐达，“掳了妻子，发将精汉来我这里，陪了衣粮，又费关防，养不住。”意思是你们在高邮屠杀降军，抢了降军的妻小，却把留下不杀的精汉送到我这里来。这帮人的老婆孩子都给你抢了，就算赔上老本也收不了这些人的心，根本不能用他们打仗，只能“遣戍沔阳、辰州”了事。“当城破之日，将头目、军人一概杀了，倒无可论。”朱元璋恼怒的不是屠杀，而是屠杀的不够干净彻底。
朱元璋深咎徐达、冯国胜活儿不密，“杀了男儿，掳了妻小，敌人知道，岂不抗拒!”杀俘虏，抢妻女，损害了朱家军王者之师的形象。敌人知道了，也一定会顽抗到底，以后的仗就不好打了。
高邮之役后，徐达恩荣迭被，为总兵官，为大将军，为征虏大将军，为右丞相，官位一路飙升。朱元璋的整顿军纪，高举轻放，更像是一种姿态。
在江山与权力面前，人命微若蚁蝼。“吾为天下计，岂惜小民哉!”汉末董卓如此，一千多年后朱元璋与徐达们亦如此。
张士诚政权深耕高邮十三载，兵民浑融。数千殒命者，为夫，为父，为子弟!群雄争霸，主残将虐，即使在数百年之后犹令人愤叹。
至正二十六年，丙午之春，高邮城至暗的黑色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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