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嘉靖四十年(1561),一个夏日的凌晨,一位老人在九江府官邸溘然长逝,这时人们才发现,这位老人身边除了几箧书籍,竟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以至于丧事都无法办理,最后还是一位谪戍九江的同乡资助,才得以扶柩归里。这位老人就是明代文坛大家,时任九江知府的朱曰藩。
   
朱曰藩(1501~1561),字子价,号射陂,出身于宝应书香仕宦世家。其父朱应登与李梦阳、何景明等称“十才子”,又为“弘治七子”之一,还与顾璘、陈沂、王韦并称“金陵四家”。由于家学渊源,朱曰藩“幼而解音律,作诗句卓荦不群”,“不屑屑章句学,暇则读古文,学为古歌诗,驰志建安黄初间”。嘉靖四年(1525),朱曰藩与王宠订交。王宠不仅为明代中叶著名的书法家,他的诗文在当时声誉亦很高,“以词翰名吴下”,与祝允明、文徵明并称于世,被誉为“吴门三家”。王宠“亦不屑举子业”,于是和朱曰藩“雅同好尚,各出所蕴相论议商榷,清吟连日月,亹亹不倦,相得欢甚”,“竞肆其力于汉魏六朝间,务探作者奇正以极其所往”,寻求人生情趣所在与文学命脉所系。这对青年朱曰藩诗文创作道路的影响是很深刻的,王夫之称“子价自嘉、隆间中流一柱,前承枝山(祝允明),后开若士(汤显祖)”,其源头实在于此。
   
嘉靖二十三年(1544),朱曰藩进士及第,授乌程令,又得与刘麟等结社岘山的湖州文人游处。“刘元瑞免大司空,结社岘山,子价往从之游,幅巾布衣,壶觞啸咏,人不知其为宰邑。”刘麟(1474~1561),字元瑞,号南坦,嘉靖七年(1528)以工部尚书致仕,早年与曰藩父应登为友,“东南称才子四人,东桥顾公璘、南坦刘公麟、迪功徐公祯卿及凌溪先生也”。嘉靖二十七年(1548),刘麟八袠初度,因其好楼居而力不能构,吴县文伯仁遂绘成《神楼图》,朱曰藩赋《神楼曲》,此事在三吴文人间传为美谈。也就是在这一年,由宦滇江南士人顾应祥为介,朱曰藩与刘麟等人一同问候远在滇南的杨慎,从此朱、杨之交成为令时人欣羡的一段文坛佳话。
   
杨慎(1488~1559),字用修,号升庵,正德六年(1511)状元,官翰林院修撰,嘉靖三年(1524),因“大礼议”受廷杖,谪戍终老于云南永昌卫。杨慎是明代最著名的文学家和学者,被近现代史学大家陈寅恪先生评为“有明一代,罕有其匹”。当时的文坛“正变云扰,而剽窃雷同,比兴渐微,而风骚稍远”,杨慎出于对七子派复古现状的质疑与矫拨,提出以“天然一种风韵”革易“抑扬太过”之审美褊狭及赝古流弊的主张。出于对当时文坛的反思,朱曰藩在所寄书中表达了对杨慎所代表的“斯文正脉”的真诚企慕,自然得到杨慎的由衷欣赏。而曰藩诗的“古不乖时,今不同敝”,又与杨慎本人的主张完全契合,遂被杨引为“千里神交,平生奇遇”的同道知音。
   
嘉靖二十八年(1549)冬,曰藩由乌程令改官南京刑部,此后直到三十八年(1559)擢九江知府,除丁母忧归里外基本居于金陵。有明一代,金陵作为南都,因特殊的政治文化因素而成为人文荟萃之地,而此时的朱曰藩则成为其中的佼佼者。嘉靖三十四年(1555),杨慎为朱曰藩批选了诗集《池上编》,时人羡为“一时胜纸价,可谅百代传”,而朱曰藩则以自己为中心,在金陵诗坛聚集了一批杨慎的崇拜者,后来,明末清初诗坛的盟主钱谦益,将此举提升到与李梦阳、何景明等前七子分庭抗礼的高度。钱谦益阐述金陵文学源流时说:嘉靖中,“朱子价、何元朗为寓公,金在衡、盛仲交为地主,皇甫子循、黄淳父为旅人,相与授简分题,征歌选胜。……此金陵之初盛也。”钱氏以金陵文学之初盛归功于朱曰藩一辈,不但如此,更誉曰藩为“金陵诸贤之首”,可见朱曰藩在当时文坛地位之隆崇。
   
朱曰藩不仅是文坛大家,亦是宝应家学的理学先驱。宝应家学是乾嘉朴学中扬州学派的渊源之一,著名学者张舜徽《清代扬州学记》就于清代扬州学者中首论宝应王懋竑。王懋竑的师承,清代著名学者刘宝楠说得很清楚:“明自姚江之学兴而紫阳之学晦,邑人刘永澄父子兄弟崛起于曲学波靡之日,力宗朱子而参酌于泾阳、蕺山之间,可聘继之,于是朱子之学复兴。……康熙、雍正间,增广生朱泽澐、编修王懋竑力守刘氏、乔氏之绪……可聘之曾孙漌、泽澐之子光进、懋竑之孙希伊、永澄之五世孙世暮、世暮子台拱,各守其家学,躬行实践,余韵流风至乾嘉之间不绝。”而在刘、乔二氏之先则有朱曰藩。与乔可聘、刘永澄子刘心学、王懋竑曾祖父王有容并称“四贤”的朱尔远,就是朱曰藩的曾孙,其所著有《性理纂要》和《历代理学名臣赞》,正得自朱曰藩所著《理学纂要》的家传,而朱尔远又是朱泽澐的曾祖。此一传承线索真可谓不绝如缕。
   
朱曰藩的理学造诣首先还是得自家学渊源。其父应登曾官陕西按察副使,使提学,陕西是北宋五子之一的理学巨擘张载创立关学的根据地,学风素盛,朱应登在官“辟正学院,群秦士高等其中,置官设徒,丰饩严约,谈经讲道,至者且数千指”,受此家风影响,朱曰藩年轻时就“肆力问学”,“自经史百家以及二氏之说,皆猎其精华”。嘉靖八年(1529),后来成为理学名家的罗洪先(1504~1564),进京赴试,路过宝应,二人遂定交,此后又时时通书,“讲修身立命之学”。嘉靖二十七年(1548),在江西省吉安县青原山,罗洪先与阳明后学的代表人物邹东廓、王龙溪、钱绪山等人举行大会,朱曰藩不仅与会,而且与罗洪先、王龙溪以吟诗倡和切劘道学,有《洗心亭为王龙溪赋次念庵殿撰韵》传世,题中“念庵”者即罗洪先。王龙溪(1498~1583),字汝中,名畿,号龙溪,浙江山阴人,是明朝中晚期阳明学派的代表人物,对阳明学有重要发展,并对日本阳明学的形成与发展产生过深远影响。而在朱曰藩文学交游所友的诸人中,唐枢为理学大家湛若水门人,顾应祥少尝从王守仁(王阳明)、湛若水游,张寰亦尝师从王守仁,黄姬水(黄淳父)的父亲黄省曾亦从湛、王两家之学。除此之外,朱曰藩与南中王门人物殷迈、薛应旗、唐顺之,甘泉学案人物蔡汝楠也均有来往。与这些心学大家和有理学背景人物的广泛交往,使朱曰藩成为宝应家学与阳明心学之间的重要桥梁和纽带。
   
可贵的是,虽然与这些学术名人交往,但朱曰藩却能够保持自己的学术独立。他说:“君子之学,无所倚之谓圣,是故中正和平,言出为经。”这使得朱曰藩在学术潮流面前做到了难得的学术清醒,没有流入王学末流空谈心性而不务实际的空疏学风,而是以“君子之学有诸己,效用于时,随其分之所至,皆足以惠泽吾人”的用世精神,以“凡身之通塞、资之崇卑,胥不顾焉,自尽吾心而已矣”的人格操守和“民有大患,以身捍之”的非常勇气,为宝应后学的为官做人和学术传承指明了方向。
   
也正因为如此,朱曰藩才不仅成为了一代文坛大家,成为了宝应家学的理学先驱,同时也成为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勤廉一生的一代循吏,其身后不仅入《明史•文苑传》,而且入祀浙江乌程、江西九江名宦祠和家乡乡贤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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