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桥镇，南濒长江，西枕夹江，白塔河穿镇而过，驮马往返，舟船经行，境内陆路交通与水运条件十分方便。凭借这独有的地域优势，才使得它“依水而兴，因商而荣”，成为江都的四大镇之一。正如乾隆《江都县志》所述：“大桥镇，在县东六十里。明永乐间，陈瑄凿白塔河通运，由此达江，商舶由此出入。后运道复由瓜州，河存未湮，居人日众，遂为大镇。”
明成祖迁都北京后，江南大量的漕粮与物资都是由武进孟渎河出口，逆长江西行三百里到瓜州，再沿运河北上。沿途风险较大：在长江途中，常会为风浪漂没；到瓜州，要将船舶与货物盘坝进入运河，不仅费时费力，还可能遭到盜贼哄抢。后陈瑄执掌漕运后，力主开挖白塔河，方便航运。
明永乐七年（1409），陈瑄开凿白塔河，沟通长江与运河。宣德七年（1432）复又疏浚白塔河，经工部奏请后，调整了漕运线路，江南粮船由孟渎河径直过江，半日即可到达大桥。再由白塔河至湾头入漕河，不仅节时，还可省瓜州盘埧之费。这样，大桥镇水陆枢纽地位进一步显现出来。由于这些粮船，货船，客商的经过与逗留，使大桥镇成为最直接的受益地，有力地促使了商贸的发展。
尤其是到清初，为了补充漕军的生计和运粮脚价的不足，清政府曾明文规定：“旗丁驾运辛苦，若就粮艘之便，顺带货物，以获利益，亦情理可行之事”，允许漕军官兵北上时随船搭载一定数量的“土宜”，免征税钞，其品种包括11大类160多种。漕军往往利用“土宜”免税的条件，又乘机捎带其他货物以偷税漏税，回空漕船也夹带北方“土宜”回程。到乾隆二年（1737），清政府为了保证漕运，又规定“凡水小之年，竹木之类物品不能过黄河，只准在淮扬一带卸卖”，这样，“沿途下卸，客商买卖”，使得沿线城镇商货更加充足，品种更加丰富，价格也更为便宜。在这种情况下，大桥镇作为南北舟船通行，东西商贩往返的通衢，就显得更具活力。
后来，由于镇江里运河的开通，漕运路线改变后，虽然运粮的漕船不再经由大桥过境了，但由于无需过埧盘驳卸载，白塔河又成了货运的安全而又快捷的通道。北方的小麦，黄豆等粮食，棉花等特产，梨，枣，核桃，柿饼等果品与干果，南方的布匹，杂货，窑货，灰粪，竹木排以及各式南货食品与诸种手工业品仍然从此往返。这些独特运货活动的存在，无疑极大地丰富了沿河南北各地的市场，江都，大桥，乃至扬州无疑是最直接的受益者。
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商民接踵而至。他们纷纷来大桥镇建房设铺，经商兴市。据明嘉靖（1522-1566）《维扬志.公署志》载：“国朝江都在城市东南……邵伯镇市，大仪镇市，宜陵镇市，大桥镇市。”大桥镇，已经开始成为维扬的一大集镇。
于是，明末清初，当时大桥镇上的商铺，寺庙，乡绅，民众纷纷出资，从江南选购近万块花岗岩铺筑集镇条石街道，东西长达四五华里，与白塔河成十字交叉，以扩大集镇范围。条石街下，则是用青砖砌成地下排水通道，与各店铺阴沟相通，组成完备的排水系统。除了前门大街为前店中作（坊）后宅的商业贸易区外，又在两侧后街建成生活出入区，货物运输区，互不影响干扰。同时，凡与镇外通连的街巷尽头又砌造了十三道半圈门，早启晚闭。这种独具匠心的建築格局，使得整个集镇能防范盗匪，保境安民。
大桥集镇的兴盛，壮大与发展，源于滨江漕运与货运，因运成市，因市成街，因街成镇。这正应了白塔河永济桥石柱楹联上的话：“南北赏江湖，潮落潮生终不息；东西达城市，人来人往为何忙”，正是白塔河的潮头涨落，催生了大桥经济的生生不息，正是大桥人民的辛勤劳碌，促进了商贸城镇的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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