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少游在《泊吴兴西观音院》诗中有“志士耻沟渎，征夫念桑梓”，以“志士”自诩。
秦少游是北宋著名文学家，婉约词宗师。他自幼聪颖过人，七岁入小学，十岁能通《孝经》《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之大意，却慷慨豪隽，强志盛气，是一个渴望驰骋疆场建功立业的热血男儿。为此，他熟读兵书并对军事韬略有深入的研究，为投身军营杀敌立功作了充分的准备。
秦少游最崇拜的英雄是唐代名将郭子仪。在他二十四岁参加的一次科举考试中写作了《郭子仪单骑见虏赋》，以慷慨激昂、掷地有声的言词赞颂郭子仪建立奇功的胆略和气魄，咏史而言志，表达出自己立志疆场报国的远大志向。秦少游对郭子仪的敬仰并非一时之兴，而是由衷的且一辈子都难以忘怀的情感。秦少游晚年被贬谪途中，经过永州浯溪，读到诗人元结所作，由著名书法家颜真卿所书并镌刻在临江峭壁上的《大唐中兴颂》，触动了内心深处蛰伏已久的偶像情结以及自己曾经渴望疆场报国的豪情壮志。虽身处贬途，仍禁不住情绪激动，文思泉涌，作诗《题浯溪中兴颂》一首，却寻无纸张，竟疾书于路边人家的木机之上。
“字以表德”，取字彰显一个人的人生态度及价值取向。弱冠之后，秦观为自己取字“太虚”。为什么取“太虚”为字?在《秦少游字序》中有这样一段话：“往吾少时，如杜牧之强志盛气，好大而见奇，读兵家书，乃与意合，谓功誉可力致，而天下无难事。顾今二虏有可胜之势，愿效至计，以行天诛，回幽夏之故墟，吊唐晋之遗人，流声无穷，为计不朽，岂不伟哉!于是字以太虚，以导吾志。”读此可知，取字太虚，表达了秦少游立志从戎、献身疆场的远大志向和坚定的决心，是他经过深思熟虑的抉择。
在秦少游考取进士后的1088年，他参加朝庭应制举。向朝廷进策三十篇、论二十篇、序一篇。其中就包括《将帅》《奇兵》《兵法》《边防》《谋主》《安都》等军事方面的篇目，全面展示了他多年来对军事韬略的研究成果，也彰显了自己的军事才华。这既是应制举的需要，也是他追求建功于疆场的又一次努力。如果他的军事才华能得到朝廷的重视，在北宋历史上或将看到一位扫二虏、平边患，运策帷幄，英姿飒爽的“秦将军”。惜乎!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少游的英雄梦就此归于沉寂。
秦少游是读书人，金榜题名是对读书人最高的奖赏，可以改变人一生的命运。少游在《谢及第启》中有“风俗莫荣于为儒，才能咸耻乎不仕。”入仕当然是也必须是秦少游的志向。秦少游的入仕之途并不顺利，从1078年第一次参加科考，历时7年，三入考场，直到1085年才如愿蟾宫折桂。然而，秦少游的抱负并非止于入仕，而在于济世安邦，治国平天下。但遗憾的是，他先是在蔡州当学官，后期到京城主要在秘书省从事校对黄本书籍的工作。虽官至国史院编修、左宣德郎，但没有担任过地方主官，也没有在朝庭担任过治理天下的要职。因此，对于他经邦济世、治国理政的思想及才华，并无实践之机会。后人研究，也多在秦少游进给朝庭的五十篇策、论中寻找答案。秦少游通过策、论，全面阐释自己经邦济世治国理政的理念，数量达五十篇之巨，决非一时之功。又是献给天子的，容不得半点马虎。所以说，秦少游关心国家大事，研究治国安邦之策的确是下了一番苦功的。
秦少游疆场报国的理想因机缘不够而壮志难酬。入仕的目标虽然实现了，但经邦济世的抱负及才华却因缺少施展的舞台而未能出彩。只有从小立志、不懈努力、并为之奋斗一生的文学创作大放异彩。
在秦少游第一次科考失利后掩关苦读期间，给老师苏东坡写过一封信，内容有：“某鄙陋，不能脂韦婉娈，乖世俗之所好。比迫于衣食，强勉万一之遇，而寸长尺短，各有所施;凿圆枘方，卒以不合。亲戚游旧，无不悯其愚而笑之。此亦理之必然，无足叹者。”信的大意是：我能力差，做事不圆滑不漂亮，不是符合世俗理想的人。有时为生活所迫，勉强去做一点遇到的事情。寸有所长，尺有所短，各人的做法不同，凿圆榫方，总是合不到一起去。亲戚朋友都认为我愚蠢而笑话我。这些都是合理的，不值得叹惜。
信中对勉强去做的事并未言明，与亲戚朋友想法不合而被笑为愚蠢的又有哪些事呢?信中也没说。但如果把这些未明之事与《泊吴兴西观音院》中诗句“志士耻沟渎，征夫念桑梓。揽衣轩楹间，啸歌何穷已”联系起来，或可窥其一二。
诗中的“志”是啸歌之志，是文学创作之志。“沟渎”和“桑梓”都代指家乡。但必须特别指出的是：“耻沟渎”决不是以家乡为耻，更不是以家乡人为耻，而是以只守着家乡的沟渠打转转，只围着家庭的琐事而忙碌，迷失自己的远大志向为耻。“志士”是诗人的自诩，而“征夫”指代的是世俗。征夫怀念家乡是人之常情，是符合少游信中“此亦理之必然”的世俗之情。因此，诗中并没有任何指责或贬低世俗的意思，只是表达出志士与世俗之间观念的差异，是信中的“不合”之一。“揽衣轩楹间，啸歌何穷已”是秦少游心中文学家理想的形象表述。对于少游为之痴迷的诗歌创作，世俗特别是辛劳耕作的农夫们，或认为是无用之物。甚至看作不务正业。观念的不同，对少游志向的不理解，形成了他们之间的矛盾。但世俗的观念也符合世俗的道理，是“此亦理之必然”。对此，少游也不好多辩驳。不被世俗理解的苦闷郁积于心，于是写信找知音倾诉。信的最后一句“无足叹者”，可以读出几分不被理解的无奈，又有几分不为之纠结、随他去的洒脱。
《泊吴兴西观音院》这首诗作于湖州。秦少游这一次的吴越之旅，如果以常人眼光来看，肯定是不合适的。是年少游31岁，正该当家主事。他叔父和祖父都在会稽，老家的诸多事务都依赖他这个长房长孙去操持;他初试不利，苦读迎考是他的当务之急;他是一家之主，儿女尚年幼，需要他抚养教育;家中常缺衣食，需要他去解决;走时正值农忙，家中需要人手。可他对这些都不管不顾，以一个可有可无的“省亲”作为理由而一走了之。家人乃至亲友当然会有所责怨：不顾家、不懂事、不负责任，诸如此类的责备即使放到900多年后的当下，仍会产生巨大的共鸣。“省亲”这个理由并不足以为这次出行辩解。因此，“志士耻沟渎”抑或成为他内心抵御世俗责难的挡箭牌。
少游的这次吴越之旅的确是奔着自己的志向而去的。苏东坡是他执意追随的老师，也是他高山仰止的榜样。搭乘老师到湖州赴任的官船，可以聆听老师的教诲，游览沿途的景致，拜访名人政要，与师友们诗歌酬唱。对于他拓宽视野、历练素养、增加阅历、提高文学创作水平，实现当文学家的理想，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在俗务与文学创作之间，少游毅然选择了后者。作出这样的选择，并不是说秦少游不爱他的家乡，不爱他的家人，他只是觉得追求自己的理想更重要。追随自己的内心，从心所欲。“啸歌”是志士的选择，也只有志士，才能作出这样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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